民俗传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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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东大鹿岛与甲午海战

    大鹿岛吸引人的地方有一处就是它的月亮湾海滩,长约三公里,海岸凹陷,两侧有两座山峰突起,挡住远方的海浪,使海水看上去是那样的温柔。金色的海砂,干净而又细腻,背靠的群峰,郁郁葱葱。淡蓝的苍穹,深蓝的森林,红蓝相间的屋顶,加上外海点点的渔船,这就是一幅画。
     大鹿岛还有一个特色,就是他的海鲜,临近中午,你可以走进渔民的家庭,在渔民的院子里,就摆放着各种海鲜供游人选择,而且这里的做法和大饭店还不大相同,有一种原始、原汁的感觉,加上地处海岛,欣赏这种美食是很惬意的。
     这是我第二次来大鹿岛,来此的吸引力不但是他的青山绿水,不但是他的金色海滩,还有海岛的历史沉淀。由于大鹿岛临近鸭绿江出海口,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当努尔哈赤进占辽东时,明朝著名将领毛文龙就以此为据点,对满族八旗起到了牵制作用。
     更值得记忆的是清朝时期的甲午海战就发生在大鹿岛附近,当时北洋舰队就停留在大鹿岛正南三海里远的地方,海战中北洋舰队扬威号被击中起火后撤除战斗就在大鹿岛搁浅,舰长林履中自杀。
我上次来这里只有一座甲午海战阵亡烈士的无名碑,这次来这里修建了邓世昌的塑像,但让人不解的是又冒出来一座邓世昌陵墓,经过多方打听,才知道他的来历。
    甲午海战中包括邓世昌的“致远舰”在内的四艘军舰以及600多名清朝官兵都葬在大鹿岛附近的水下,在日寇占领辽东时期,日本人有计划的探测了沉入海底的致远舰,并打捞出军舰上的一些物品。打捞时日寇雇了一些中国潜水人员,中国的潜水人员在潜到致远舰的指挥台内,发现了一具遗骨。后来中国的潜水人员私自将此遗骨打捞出来,埋在了大鹿岛,并推测是邓世昌的遗骨。
     我上次来是在四年前,此地还没有此陵墓,而且史书记载邓世昌是同他的爱犬一同沉入海中,根本就没在指挥台内,所以对此陵墓的真实性我是有怀疑的。
    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伤疤,他的失败是封建专制的必然结果,但细究起来,有些历史值得回味。清朝末年,西方列强开始急剧扩大海外市场,寻求资本输出,1840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刺激了清朝政府,使他们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,此后又发生一件事使清廷如梦方醒,这就是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。此前清朝官府和民间对日本根本就不予重视,这是有历史原因的。由于中国古代文明高于日本的缘故,加上中国知识分子浓厚的中华文化优越感,称日本是东夷小国,不肖花力气对它作认真研究。魏源是清朝著名的开放学者,但就是这样一个领先的人物,在他所著的《海国图志》前六十卷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日本。日本的明治维新当时国内根本就没有人研究,只是在日本侵略台湾以后才重视对明治维新的了解。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清朝对日本的无知。乾隆年间查禁私钱,在沿海发现一枚日本的“宽永通宝”铜钱,国内竟无人认识,朝廷误以为是有人私铸铜钱,要求在民间严加追查,可见对日本是一无所知。但是日本则不同,自明治维新以后,为了解决国内矛盾,就开始眼睛向外,开始海外扩张。但它的地理位置偏于远东,扩张前面有一堵墙,这就是中国大陆。他的扩张目标有三个地方:台湾、朝鲜、和东北,但哪一样都牵涉到中国,所以打倒中国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国策。
1874年日本为了扩张领土,成立了“台湾都督府”,5月份进占台湾石门,清朝迅速做出了反映,沈葆桢于6月份带领六千五百名官兵到达台湾同日军对峙,在国际压力和清政府赔付白银五十万两以后,日本于12月份撤军,这就是台湾事件的经过。
    台湾事件使清朝认识到日本的危险性,几年以后的1884年又发生了中法马尾海战,福建海军全军覆没,再次刺激清朝,朝廷上下得出共识,提出“大治水师”的口号。清朝政府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,开始建立铁甲舰队,责成李鸿章和沈葆桢督办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,但为了警卫京畿,以北洋舰队为主,1885年当年就购得“定远”“镇远”两舰。1887年又购得‘致远’等四艘铁甲舰。到1888年北洋海军军舰总吨位四万五千余吨,已经超过日本,这时清朝的海军达到了顶峰。此时如果清朝和日本继续海军的“军备竞赛”,加强武力,甲午战争决不会发生。但此后清朝海军建设停滞了,数年不购一舰,甚至出现慈禧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的事件。
   反观日本,在清朝海军压倒日本以后,日本明治天皇却秣马厉兵,加速扩军,为中日之战做准备。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,清朝已有大小舰艇50艘,号称亚洲第一。而当时日本只有舰艇17艘,已非中国对手,但日本意识到落后后,举全国之力,平均每年增添两艘铁甲舰,并针对清朝的主力舰量身订造。明治天皇甚至公开宣称一天宁可只吃一餐,也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。正是日本这种卧薪尝胆,到甲午战争1894年,日本海军实力反超清朝。
   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结果呢?有人讲是清廷的腐败,举例最多的是慈禧祝寿挪用海军军费的例子,但清廷真是糊涂到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地步了吗?历史是复杂的,是各种因素的综合,腐败的成分有之,慈禧的历史罪责还是要承担的,但后期清朝海军停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这就是国策的失误。
    1860年清朝和俄国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,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划给了沙皇,1877年左宗棠进军新疆,解决伊犁纠纷,时间延续十年。当时左宗棠与李鸿章就有“陆防”和“海防”之争,其实质就是将俄国和日本谁当成主要防御对手。当时日本只是在台湾问题上索取过赔款,而俄国同清朝有延绵的领土接壤,并强行割去中国大片领土,所以在清廷的共识都认为主要防御目标应当是俄国。后来的另一事情加快了清朝防御目标的转移,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,海军超出日本,朝廷松口气。但三年后的1891年,俄国开始在西伯利亚修建大铁路,俄国修建铁路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染指远东,并公开宣称要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港。当时有两个国家神经紧张,就是清朝和日本。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立,两国也有了相应的反映,这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。从清朝来讲,由于黑龙江领土的割让和伊犁事件阵痛未消,感到西伯利亚铁路修通以后,俄国必然重兵压境,而东北是祖宗的龙兴之地,如果丢掉向国人不好交待,开始有所动作。一个明显的动作就是加强东北的军备,1880年间东北的军费为200万两白银,到1886年以后军费增加到370万两,并将清军中的所谓精锐派驻到东北。